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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以拿来教化民众，具有道德的特征。

但法官查遍了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它只规定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2]，其中并不包括上述特定情形。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司法对立法的反馈和促进作用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辩证的人只能辩证地认识、辩证地思维。这就使得法律具有滞后性，甚至法律制定之日就是法律与社会关系脱节之际。结果导致恶性循环，法律人成了机械的技工，只能照抄照搬法律，对一切不确定性的东西都无所适从，因而只好将其排斥在外，而原则、价值、法理恰恰就是一种不确定性的东西。由于辩证法是一种高超的思维艺术，一般人难以掌握，辩证法在许多人那里确实变成了变戏法，甚至是诡辩法，结果损害了辩证法的名声，以至于许多人反感辩证法。许多人把法律思维缩减为司法思维或法官思维，他们所讲的法律思维主要就是司法思维、法官思维。

因为无罪推定并不是虚拟事实，一个人犯没犯罪，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法律思维不是为了突破常识共识，而是为了更好地合乎常识、寻求共识，是否合乎常识、能否寻求共识，恰恰是法律思维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律和法学的属性决定了法律思维归根结底是一种理论思维。

因为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早已成为社会公认的、不言而喻的公序良俗。辩证法就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和艺术，审判具体案件就是解决矛盾，应该辩证思维、两极并重、两头兼顾、中道而行、公平正义。无论是法律思维、法治思维，还是司法思维、法官思维，甚或法学思维、律师思维，都只是整个法的思维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要忘记美国联邦大法官杰克逊的实话实说：不是因为我的判决是正确的，所以它才是终局的，恰恰相反，我的判决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它是终局的。

许多主张形式法治优先或为主的人，都承认一个前提，那就是法律本身优良，否则，形式法治无从谈起。法律人只有一个共同准则，那就是法律。

多数人的意见足以影响法律，也足以影响人们的法律思维，或者将他们的思维视为是法律思维。{13}435并认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或者既可以证伪，也可以证实。现在许多人不再坚持纯粹法学派，转而信奉法教义学。

虽然经和狱可以与时俱进，但引经决狱的方法不能丢弃。当然，许多法律人并没有那么深厚的哲学素养，只不过是对上述主义有所耳闻而已，甚至闻所未闻，或者充耳不闻。法律思维充满着辩证法。又如司法，即是将一般性的法律规则适用于特殊性的案件，尽管其中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可以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但也要保证对特殊性案件的判决合乎一般性的法律规则，特别是合乎法律的基本原则或基本精神。

熟知非真知，熟知反而影响真知，真知恰恰要突破熟知，即所谓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在，只缘身在此山中。幸亏法理与常情、常识和常理相同或相通，大大减少了公民守法的成本。

黑格尔认为：这种事情甚或对这种事情所作博学的说明是琐屑的，这将是对这种或那种博学的一种最大的触犯。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罪不在己。

但十四位一流法学家却起草了一份《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法律思维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思维这种普适性规则，要思出这种普遍性规则。我们要编纂好我们的民法典，也亟需大力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和法理思维能力和水平。正因为如此，所以，永远不可能通过机器人或计算机去审判案件，虽然这样还更能保证审判的客观性。六、法理思维是一种求真思维 法律思维、法治思维之所以必要、之所以重要，归根结底是为求真而思维，即为了追求真实、真相、真理和真法而思维。不仅向善，而且尚美，因而才不仅客观，而且公正。

霍姆斯基于他的历史哲学观念，对《谢尔曼法》非常反感，在1904年北方证券公司诉美国一案中，霍姆斯就投了反对票，认为裁定北方证券公司违反《谢尔曼法》是站不住脚的。法律规则是抽象的、一般性的，但法律规则所要适用的个案是具体的、特殊性的，两者很难一一对应，更不是天造地设的绝配，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不对应性，甚或脱节性。

如立法，就是从纷繁复杂的特殊性中抽象概括出能够普遍适用的一般性法律规则。否则，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就犹如刻舟求剑，不仅不能调整好社会关系，反而会束缚社会发展，甚至损害法律的形象和权威。

特别是一些先是法学教授后从事司法实务最后又回归法学教研的人士，他们经过理论联系实践，结果放弃了理论，皈依他们所理解和认同的实践，以至于丧失了理想。荀子曰：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

一个恪守公正司法的人，不但不必惧怕社会舆论，而且应该欢迎社会舆论，因为这是集思广益、接受社会舆论监督的基本方式和重要路径。调解就是辩证法的具体运用，甚至就是一种辩证法。法律学术，不仅是一门手艺，而是也是一种陶冶价值。特别是对于法治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阶段的我国来说，更不能安于现状，尤其不能用不能令人满意、不甚合理的现状来联系理论，并要求理论去屈从它。

要克服这种思维方式，就需要提倡辩证思维，将法律思维升华为辩证思维。希望这三篇论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许多人仅把法律思维局限于司法思维或法官思维，因此，他们所界定的法律主要是法律规则，并不包括法律理念、法律目的和法律原则。如果学生没有修习以上几种基本科目，那么他(她)一定不配研究种种关于以上各课所发生的法律问题，便不配在现代做一个完善的法律学生。

{32}310司法思维至关重要，法官就其司法来说，应当法律至上或依据法律思维。程序正义是为了保证实体正义，但未必始终如此。

其实，合法性与客观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许多情况下，合法性与客观性是一致的，合法性建基于客观性，并包含着和意味着客观性，否则，就没有合法性可言。价值思维的缺点不是证成法律思维的理由，恰恰是提倡法理思维、价值思维的根据。如果这种法教义学只是注(解)释法律而不批判法律，只讲法律规则而不论法律价值，那么它与其说是法教义学，不如说是法教条学。仅仅局限于特殊性，不能上升到普遍性，见树不见林，还不是(法)理论思维。

而且拒绝价值判断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没有法治理念很难做出符合法治原则的解释和论证。

但我们似乎也把它简化为司法思维、法官思维，如有人认为，法教义学在立场和方法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司法中心主义。与之不同，法理思维要确立法治愿景、描绘法治蓝图、指明法治方向、树立法治信心、作出法治努力、实现法治目标。

西方法谚说：法律是不会说话的法官，法官是会说话的法律。但我们对霍姆斯大都只是正面评价，其实他在美国法律史上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大法官。